深度！28万亿农行到底经历了什么？从“一行三会”掌门人皆出于此，沦为再无自家总行副行长以上高管……

“ 那段时期，农行可谓是最高光的时刻，迎来送往皆为欢喜；又像是参天的梧桐树，引得无数凤凰来栖。”要参君

农行出干部。

曾几何时，这在银行圈内绝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或是巧合、亦或是天意，中国金融业原有的实权部门——“一行三会”的掌门人大多都曾在中国农业银行（下称“农行”）有过历练，甚至一度执掌这家国有大行，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进而赢得晋升的机会。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原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刘士余、“金融圈第一书记”蒋超良都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那段时期，农行可谓是最高光的时刻，迎来送往皆为欢喜；又像是参天的梧桐树，引得无数凤凰来栖。

来之则喜，去之则安。凤凰散去，梧桐也不复昔日生机。

种种迹象显示，为国内金融系统培养众多尖兵的农行在高端人才培养方面已今不如昔，不仅不再是一块金融高管“镀金宝地”，甚至连在任的董事长行长监事长（下称“三长”）和副行长都无一是从农行内部成长起来。而上述出自农行的金融领军人物，除戴相龙、尚福林外，其他均在更高的位置上“跌落”，也为金融圈凭添了些许谈资。

“出干部”的农行，缘何沦落到如今行内竟没有自己总行副行长以上高管的境地？《农金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分析，除了偶然因素外，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是自杨明生以来的历任农行“一把手”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导致上层对农行内部提拔高级管理层愈加谨慎；其二是自“项俊波时期”该行年轻干部晋升较慢，中层干部退休又较之其他大行要早，从而导致中层干部干劲不足，难以做出成绩；其三是农行中层干部断层比较严重，内部成长路径很有限。

更为不寻常的是，《农金研究》还梳理发现了一件较为有意思的事情：农行有着其他五大行并不具备的独有“特色”——十余位首席专家。但这批首席专家既不在高管之列也无分管业务的实权，甚至连“内部粮票”都算不上。个中缘由难免让人浮想联翩……

群贤毕至，

副行长以上高管尽出他行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电影“天下无贼”中的一句对白道出了企业发展的真谛。“企”字拆开来看，上“人”下“止”，如果把人去掉企业就止步了。可鉴，“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端人才对于一家正常的企业而言是何等的至关重要……对于国内金融企业，特别是资产规模庞大、最具代表性的六大国有商业银行更是如此。

为此，竭力培养从自家成长起来的高管已经成为国内银行业的共识与不公开的秘密。

而农行现有的高级管理层之中，无论是“三长”抑或是四位副行长（下称“总行副行长以上高管”），竟皆出自他行：董事长谷澍2021年1月正式履新，出身中国工商银行（下称“工行”），是老牌银行家姜建清一手培养起来的新生力量；行长张青松2019年11月履新农行，在此之前扎根中国银行（下称“中行”）二十八年；监事长王敬东出身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后任工行副行长多年。

再看四名副行长，张旭光2019年12月履新，国开行出身；林立2021年3月起任农行副行长，在中国光大集团耕耘15年，任7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下称“农发行”）副行长；崔勇2019年5月起任农行副行长，是不折不扣的“老工行”，在总行以及重点省市分行担任要职；徐瀚2020年10月起任农行副行长，是交通银行（下称交行）成长起来的“零售老将”，曾任交行业务总监（零售与私人业务板块）。

不难看出，现在的农行已聚集工行、中行、国开行、光大银行、交行出身的多位总行副行长以上高管。其中，加入农行最早的监事长王敬东于2018年11月履新，至今不过三年。而农行现有的高级管理层中，仅有首席风险官李志成，董事会秘书韩国强系内部提拔，但他俩并非总行副行长以上高管。

《农金研究》了解到，近年来农行并非没有培养过总行副行长以上高管，只不过因种种机缘巧合，或是提拔其他大行或是远迁，这些干部都已挥别农行。例如今年刚刚被提拔为农发行行长的湛东升、以及去年履新中行监事长的张克秋、调任交行副行长的周万阜、2019年履新中行副行长的王纬……

反观其他五家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提拔越来越成为中层晋升的主要路径之一。

工行高层中，董事长陈四清出身中行，监事长黄良波出身央行，行长廖林有多年中国建设银行（下称建行）工作经历、副行长王景武来自央行；另外三名副行长徐守本、张文武、张伟武均系内部提拔。

中行高层中，董事长刘连舸出身央行，监事长张克秋、副行长王纬出身农行，行长刘金在工行历练多年，其余三位副行长林景臻、郑国雨、陈怀宇均系内部提拔；

建行高层中，董事长田国立和行长王江均是从建行成长起来，在他行供职几年后再度回归，监事长王永庆系全国工商联跨界任职、副行长纪志宏来自央行；其余两位副行长王浩、张敏均系内部土生土长的干部。

交行高层中，董事长任德奇出自建行，监事长徐吉明自中石油纪检组组长履新，行长刘珺多年光大银行工作背景；副行长殷久勇、周万阜、郝成、钱斌分别来自于农发行、农行、国开行、工行；副行长郭莽来自交行。 

邮储银行高层中，董事长张金良出自中行，监事长陈跃军出自央行，行长刘建军来自招行、执行董事兼副行长张学文从财政部转任，其他五位副行长姚红、曲家文、徐学明、邵智宝、杜春野均系内部提拔。

相比之下，农行的处境令人颇为费解。

梧桐枯萎，

四任“一把手”接连出状况

“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农行出干部。”

当然，这是戏言。但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农行的确被业内视为上层培养金融干部的“镀金之地”，或是巧合、或是天意，原“一行三会”的“一把手”以及“金融圈第一书记”都曾在农行历练过，甚至一度执掌这家国有大行，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进而赢得晋升的机会。

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曾任农行副行长；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曾任农行行长；原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曾任农行行长、董事长；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刘士余曾任农行董事长；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也曾在农行工作过十八年……可见，曾经的农行俨然是一颗参天“梧桐树”，引得无数凤凰来栖。

然而，这家一度是金融高管“向往”的银行，为何现已沦落到行内竟然没有自己的总行副行长以上高管的境地？

为此，《农金研究》进行了深入调查分析，除了偶然因素外，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是自杨明生以来的历任农行“一把手”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导致上层对农行内部提拔高级管理层愈加谨慎；其二是自“项俊波时期”该行年轻干部晋升较慢，中层干部退休又较之其他大行要早，从而导致中层干部干劲不足，难以做出成绩；其三是农行中层干部断层比较严重，内部成长路径很有限。

先看农行接连出事的四位“一把手”。不知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2003年至2016年间农行的四位掌舵人杨明生、项俊波、蒋超良、刘士余都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高层对农行颇有些看法，而正是这些看法，影响了一批待提拔的中层干部。

先是2003年9月至2007年6月，杨明生任农行行长时期，农行在杨明生的带领下险些被“分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06年，实现真正的商业化经营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彼时建行、中行、工行先后完成股改，但同样位列四大行之一的农行股改之路却没这么顺利。

由于历史包袱重，经营基础弱，又涉及国家所注重的农村经济政策，农行早从2004年便上报股改方案，但数易其稿都未获有关方面的通过。2006年，央行向国务院陈述了“央行版”的两套农行股改方案，其中一套方案的核心思想是将农行现有的一级分行按省为单位改制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区域性商业银行；农总行改组为专门从事清算和银行卡等服务、并参股各省农行的农业银行投资有限公司，形成两级法人结构。险些将农行被推向“分拆”的境地。

2007年，“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十六字方针”出台，明确了农行的改革路径。随后，农行回归“三农”，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就完成了内部治理大刀阔斧的改革。

然而，上述这一系列股改进度的带领者已不是杨明生，而是于2007年6月赴任农行行长的项俊波。杨明生因为河北邯郸农行金库被盗事件被调任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名义上是平调但实际上是降职。

项俊波初来之时的“铁腕作风”给农行带来了希望。2007年6月上任伊始项俊波便微服私访，重点展开基层行的风险管理大检查，并就地免职了多名基层行领导；此后，项俊波又展开了风险管理体制改革，在农行内部刮起了一股审计风暴。2008年10月，农行股改方案获国务院通过。2009年1月，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立。项俊波改任改制后的农行董事长，2010年7月，农行在市况最艰难时选择上市，并创下当时最大金额IPO。

后事我们都已知晓，2007年的“屠龙英雄”在2017年变成了“恶龙”。2017年4月9日，原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经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7年，被告人项俊波利用担任央行副行长、农行行长董事长、保监会主席等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或个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贷款业务办理、资质审批、安排工作及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1862万余元。最终，项俊波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成为首位一行三会被调查的掌门人，彼时金融系统被调查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项俊波之后，农行董事长由蒋超良接任。蒋超良的晋升之路顺风顺水，从农行“一把手”的位置获提拔为吉林省省长，实现从副部到正部的关键一跃，再从吉林省长到湖北省委书记，在金融圈无人望其项背。然而，一场新冠疫情又打乱了一切。2020年2月13日，蒋超良不再担任湖北省书记职务，成为湖北官场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力，罢免级别最高的官员。2021年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任命蒋超良为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或是64岁蒋超良的最后一站。

蒋超良的接棒者是刘士余，他的履历与项俊波较为相似：由央行副行长赴任农行董事长，再履新“两会”（证监会和原保监会）。2019年5月19日深夜，时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同年10月，刘士余被处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调研员。

一位深耕农行多年的资深人士告诉《农金研究》：“2003年到2016年，农行连续四位“一把手”接连出事，致使上面对农行干部持谨慎态度，这也导致一段时期内农行内部提拔副行长的报批十分严格，再加上中层干部能获提拔的年龄也有限制，就这样耽误了一批待提拔的农行中层干部。”

刘士余之后，周慕冰接棒农行董事长。周慕冰执掌农行的五年间扮演的多是“稳中求进”的角色，直至2020年12月无波无澜光荣退休。值得一提的是，周慕冰在职期间设立“首席专家”一职，这在国有大行乃至整个银行业中都并无先例。

目前农行首席专家有10多位，多为农行省级分行行长、以及有过省级分行行长从业经历的部门总经理等中层干部。首席专家团队并无分管业务实权，甚至“内部粮票”都算不上，唯一的作用是“可以工作到六十岁”，以解决农行在“项俊波时期”所遗留的中层干部退休过早的问题。

据业内知情人士向《农金研究》透露，项俊波到任农行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动人”，但由于其前任杨明生刚刚进行过一轮大的人事调整，即便是他想动也无从下手。恰巧此时农行中层干部队伍年龄老化问题比较严重，于是他便想到了“干部队伍年轻化”的突破口，进而方便安排自己的人手。

具体而言，除业务总监以上高管人员外，地方省级分行行长及一级部门总经理等中层58岁退居二线；地方省级分行副行长及一级部门副总经理等57岁退居二线。至于处级干部退居二线的时间则更早，原则上为55岁。上述举措可谓在国有四大行开了先河，并激起了不少波澜。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这一原则延用至今，“五十八岁现象”使得许多五十岁出头的中层干部看不到晋升的曙光，导致干劲不足。再加上目前国有六大行之中，工行、建行劲头更足位于第一梯队，农行中行已稍显落后位于第二梯队，相比之下中层干部的晋升空间有限。种种因素叠加，农行已不再是干部的“镀金宝地”，且培养出的干部又难以得到及时提拔。

云波诡谲，

行长副行长相继落马

为了推动农行的改制上市，“一行三会”的许多“尖兵”纷纷流向农行。然而，聚集到农行的不仅仅是尖兵，还有更多的问题。

比如，2015年10月，时任农行行长张云被中纪委调查遭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并贬为正处级，彼时正值中央第六、第七巡视组陆续进驻金融系统(一行三会和主要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张云在农行系统工作30余年，从分行做起，于2009年正式出任副董事长、行长、党委副书记。

在张云出事之前，其原秘书牛学辉“杀妻案”与农行原第一副行长“杨琨案”更是震惊业界。

2012年1月，张云原秘书牛学辉(案发时任农行大客户部客户一处副处长)，与妻子发生口角后，趁其熟睡时，用木质花瓶猛砸妻子头部数下，并扼压她的颈部，致其死亡，杀人后，牛学辉伪造歹徒入室盗窃杀人的现场，正常上班，并向公安机关报假案。后经查明，牛学辉构成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死刑，于2015年5月被执行死刑。

2013年5月中央纪委对杨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经查，杨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杨琨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嫌受贿犯罪。2015年2月，杨琨因受贿罪被南京中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据了解，杨琨出事的导火索据称是其被推荐提拔一事。2012年年初，随着农行原董事长项俊波调任保监会主席，原副行长潘功胜任职央行副行长，54岁的杨琨被推荐为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候选人，组织部门为谨慎起见，向纪检部门了解情况，希望先摸摸底，避免“带病提拔”。调查中，纪检部门从众多的举报信中发现线索，请示上级后建议对杨琨进行监控，发现其与不少民企老板往来密切，交情不浅。业内分析，也许正是这“交情不浅”将其推向了受贿犯罪的深渊。

另外，项俊波执掌农行期间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余明所管理的农行纽约分行于2016年11月被美国纽约州金融监管机构裁决为违反纽约州反洗钱法规，以及隐瞒涉及俄罗斯及中国的金融交易，被罚款2.15亿美元，创下中国驻外金融机构被罚之最。事发后，余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可见，项俊波落马后的一段时间，农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问题多发区”。今年来，金融反腐逐渐趋严，落马的金融高管数量比前两年也有明显增加。在此背景下，农行再度频繁传出高官落马的消息。

7月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信息，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农业银行纪检监察组、四川省监委对农行四川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吴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更早之前的3月2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信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农业银行纪检监察组、上海市纪委监委消息：农行江苏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高友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由此可见，历任农行主要高管要么被“贬”、要么“落马”；中层干部头顶常悬“五十八岁退休”之剑，一眼看得到尽头的路，空有满腔热血与抱负却难以伸展。种种原因叠加，农行的干部要么寻到机会另谋高就，要么贪图一时利益误入歧途，自然不会一门心思为业务打拼……

如今，“老工行”谷澍坐镇农行，首先要改进的恐怕不仅只是业务层面，或许在中高层人才的培养上更要来一场“刀刃向内”的改革才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撰文|王娜

编辑|崔萌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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